越南王国首都，河内。
市中心广场上一片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河内居民聚集在一起，正在聆听一位演讲者的慷慨陈词。这位演讲者不是别人，正是河内市市长、越南王国政务委员会委员黎笋。三年前，原本跟老挝、柬埔寨一起都是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越南在跟老柬两国一起被北华政府兵不血刃地通过“购买”方式获得后，重新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越老柬在法国统治时期都是王国，眼下仍然还被北华以君主政体进行管理，越南此时处于“阮朝”，现任国王是阮福晪。历史上，日本人取代法国人占领越南后，越南改国号为“越南帝国/大南帝国”，阮福晪也加冕登基为皇帝，不过，北华政府肯定不会让中国的附属国里出现“皇帝”这种宗主国才能使用的君号，像韩国、越南这样的实行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的附属国的君王都只能称为“国王”，因此阮福晪此时的君号还是越南王国国王。越南被北华占领和控制后，北华政府肯定要重用越南本地的名流士绅、社会贤达们来协助北华政府一起管理越南，因此越南的总理是胡志明，副总理是陈仲金，这个黎笋因为十多年前就跟胡志明一起进行政治活动，有些威望和影响力，所以也捞到一个河内市市长的要职。众所周知，越南自秦朝开始就是中国的领土或是附属国，中华文明对越南的影响力非常深远，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高层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两极分化，既有亲华派也有反华派，不过，反华派自诩是“抗争派”，主张“谋取越南的真正民族独立”。越南总理胡志明、副总理陈仲金、越南军队总司令武元甲都属于“亲华派”，而黎笋则是“反华派”的首脑人物。
张学良是看透历史的“超人”，他其实心知肚明，黎笋这样的人虽然令人讨厌，但也不算是“坏人”。历史上，日本人侵占越南，黎笋等人进行反抗，中国人当时是日本人的敌人，肯定要为黎笋这样的“越南反日人士”叫好，但中国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越南人反日不是为了中国而反日，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反日的。法国人侵占越南，越南人反抗，中国人叫好，日本人侵占越南，越南人反抗，中国人还是叫好，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人“侵占”越南，越南人也反抗，中国人还能叫好吗？从越南人角度出发，越南人做错了吗？没有，谁侵占了他们，他们就反抗谁，这是天经地义。可这就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了。说到底，利益是根本。
客观上讲，黎笋三年来在越南境内鼓动人心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第一，北华军毕竟实实在在地驻扎在越南境内，第二，越南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时期的领土比现在大得多，因为法国人曾把老挝三分之二的土地和柬埔寨一半的土地也划入越南境内，北华政府后来把这两大片土地都物归原主，从而让越南丧失了将近一半的领土，这个举措让北华政府赢得了老挝和柬埔寨这两国上下的人心，同时也引起很多“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的越南人的不满。
黎笋虽然雄心勃勃想“领导越南人民完成民族独立的伟业”，但他也知道北华军的强大实力，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在一开始，黎笋和越南独立组织只敢“小打小闹”，比如组织民众进行抗议活动，向北华占领军当局提出一些比较温和的要求。北华军越老柬军区司令冯治安中将是个性格非常宽厚仁德的军人，甚至有点“糊涂”，东北战争时期，他部下一名营长因为在激战中擅自撤退而被他下令枪决，结果行刑队执行命令时不知是失误还是故意，那名营长虽然中弹，但没死，伤愈后去投奔了孙殿英的部队，而获悉后的冯治安也没有追究此事。不到十六岁就参军的冯治安戎马三十多年，仅仅这么一次下令处决部下军官，结果还没杀死，因此冯治安在北华军里获得了“老好人”的绰号，杨宇霆认为他“优柔寡断，没有统帅之才，难以独当一面”，所以把他打发到越老柬当军区司令，其实杨宇霆也是故意排挤出身于西北军系统的冯治安。正因为“心慈手软”，再加上冯治安认为“降服异族不该滥用武力，应该效仿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所以冯治安对黎笋等人的活动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结果让尝到甜头的黎笋等人变本加厉，从一开始的组织抗议活动，发展成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再发展成明火执仗地提出“越南独立、北华撤军”要求，而冯治安始终都是好声好气地与活动组织者进行和平谈判，从来没调动驻扎在城外的军队入城镇压。“越南人都是被你‘惯’出来的！”这是杨宇霆在事后呵斥冯治安的话。
因为冯治安的“惯”，所以黎笋等人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胆大得直接在公开场合公然发表反华演讲，不仅如此，部分“激进派”的越南军队中高层军官还悍然地在越南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割据了一系列中小规模的城镇，声称展开“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北华军在越南境内只有一个师，分散地驻扎在首都河内的郊区、第一大城市西贡（胡志明市）的郊区以及越南最重要的金兰湾地区，除了这三个重地，越南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越南军队负责驻扎把守，一旦部分越军搞起反叛，北华军防不胜防，并且冯治安也不敢轻易下达镇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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