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威市盘桓了一天，美食组又向下一站行进。
马都督和武镇邦带队的文化入滇队伍，则是来到了滇省省博。之所以从这开始，武镇邦是有些只见的私心的。
不过，好在公孙昊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已经无数次出入省博的武镇邦，这里对他来说就像自己家的自留地一样，估计闭着眼睛也能把全程给走完。
既然是要从滇文化开始讲起，那最先开始的自然是古滇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明。所以一行人便直接来到了青铜器展馆。
武镇邦轻车熟路的把众人带到了滇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牛虎铜案面前。
一看这个，马都督脸上便露出了迷醉的神色。同行的明星是国内现在知名的硬汉演员张涵羽，同时也是收藏圈的一个老炮。
看着这件文物，他也是瞬间两眼放光：“我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我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澜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滇省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
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
马踏飞燕我之前见过，但是这牛虎铜案的实物，这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个牛虎铜案可是比马踏飞燕大了整整一辈，作为祭器，他的研究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高于马踏飞燕。
而且，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
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
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
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夏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武镇邦的这番话，不仅把把牛虎铜案的造型细节都给说了个通透，言语间还透出了身为滇省人的那种自豪感。
听到这，马都督也笑道：“牛虎铜案吸引我的不仅是它精巧的构思、完善的造型、生动的形象，还有它写实的风格。它的造型是一只老虎咬着一头牛的后背，而在那头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安然无恙的小牛。
看到牛虎铜案你会想到什么？它实在传达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兴盛，古代滇人的智慧和先进生产工艺，无私的母爱与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交织在一起……夏国自古就讲究繁衍生息，而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正反映了繁衍生息的需要，为子女尽心尽力，让他们幸福成长，培养他们成材，处于危险境地时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好好活着。
像那头被老虎咬着的母牛，即使后背已被老虎狠狠咬着，即将成为虎口下的美餐，也要让小牛安然无恙地活着，即使自身惨痛万状，也不愿让小牛受一分一毫的苦楚。
下一代的生存代表的是这个种族的希望，夏国人自古就重视种族的繁衍，就是为了种族的希望，在遇到危险景遇时，总要想尽办法保护下一代的生息安全。长辈们的辛勤耕耘是为后辈们留下发展的财富。
这种写实风格对于研究古滇文化和夏国文化，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听完两位的点评，张涵羽接着问道：“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国宝级文物？”
听到这个问题，武镇邦一下子便来了精神：“国宝级的还真不少，不过要说青铜文明时期的话，那绝对是滇王金印了。”
说着便带着一行人走向下一个展柜。
只见展柜里面安静的躺着一方金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一旁的介绍，这枚金印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
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
看到这个，张涵羽不觉啧啧称赞道：“这东西在古滇国的作用，就和传国玉玺一样了吧？”
听到这，马都督忍不住打趣道：“涵羽，你别激动，我们看见的这一件就是复制品而已，真品放在国博呢！”
此话一出，武镇邦的脸色一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阴沉了下来。
“确实，珍品放在国博，因为这东西的科考价值和历史意义实在太重要了。滇王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印玺，也是古滇王国存在的有力证据。”
武镇邦说完，马都督继续补充道：“说起这枚金印的发现，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还和近代一个名人有关。”
“是不是郭沫若先生？”张涵羽问道。
马都督点点头，继续说道：“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夏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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