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过后，谢昌云便带着王秋过江来到了曾家岩周公馆。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有好几处办公地点，但考虑了谢昌云的方便，周恩来快中午时又打电话临时通知了谢昌云在曾家岩五十号见面。
见谢昌云把王秋带来了，周恩来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于是便道：“昌云，上次王秋在南昌遇见熟人的事，新四军做了果断处理，我们回来也进行了补救，这是一个疏漏，以后我们会加以注意，等一会儿我再去和王秋谈一谈。”
周恩来一说谢昌云就明白了，王秋那个同学果真是中央派到新四军的秘密电台人员，与王秋意外碰面之后马上就转移了，难怪情报处侦听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可疑电台的信号。
不过这样也好，省的一件事未了再添一件事。
谢昌云于是就表示道：“周副主席，南昌现在已经划入四战区管辖，新四军如果需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电台完全可以公开化，我们不会进行干预。”
周恩来道：“这件事由项英同志自己来定，南方局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但是项英同志目前对你有很大成见，认为你已经走到了与我们党对立的一面，这其中一些原因我向他作了解释，不过看来项英同志很难接受。”
“谈到正题了！”谢昌云略想了一下后道：“周副主席，我的难处在上次给您的信里都写清楚了，您回信所说我也理解。我是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但这不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周恩来道：“昌云，我党中央对你相信的不会轻易改变，但不能不说你的政治倾向与我们也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当然和国民党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造成了党内一些同志对你的不理解，认为你很难与我党真正携手。可是对于你为我党发展所做的努力和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说明，所以这样的误解可能还会持续一定时间，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而产生其他的想法。”
谢昌云道：“周副主席，共产党内的同志对我怎么看我并不在乎，但是对新四军一直把一只眼睛盯着南方、放弃了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的做法，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从战略形式上看，江淮流域、苏北、苏鲁、冀鲁豫这些地方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四军如果能早两年在这些地区全力以赴的发展，生存和壮大的空间早就挤出来了，何必现在去和国民党争。从存在形式上看，全中国没有那一只部队的指挥机关与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得那么远，就像八路军，朱老总抗战以来不就是一直在太行山区就近指挥吗？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又不担任任何方面的防御责任，可是军部一直呆在后方不动窝，可谓是抗战部队中的一个奇观，也极有可能会给国民党对新四军采取极端行动制造借口和创造条件。我无力也无权干预共产党的内部事情，但我却有能力在我的管区内阻挡新四军错误行为的蔓延，只要新四军的军部还在后方，只要新四军不停止向粤闽赣的渗透，我就必须对新四军的活动加以限制。但请中共中央和周副主席放心，我会控制尺度，不会加害任何一个中共的同志，新四军如有重大危难我也不会坐视不管。一旦时机成熟，共产党早晚会有在我管辖范围内公开活动的那一天。”
周恩来见谢昌云完全亮明的底线，深感此事处理起来并非容易，于是一只手有节奏的拍着桌子考虑了一阵，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谢昌云道：“中央曾经多次对新四军的工作提出指正、甚至是给予了较严厉的批评，但是一直没有引起项英等同志的彻底重视，也没有能够彻底扭转他们在新四军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不准确做法。昌云，你和我党领导同志接触较多，对我们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比我们一般的党内同志了解的更深，项英同志在南方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中央苏区和三年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当时我们丢下苏区走了，把一切担子都压在了留下来的苏区局的同志们身上，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内疚，同时也形成了南方组织的一定独立性。而且新四军中项（英）、叶（挺）之争各执一词、中央和南方局只能是在其中调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新四军与中央方针背离的地方，只能是耐心说服，但是很难采取组织方面的措施。对你与新四军的关系，中央还是希望你能够有所让步，以便体现中央在其中的作用。”
周恩来讲的这些谢昌云当然清楚，而且他还认识的更深刻。
在中共开展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没有被所有人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所接受。
谢昌云也不会给周恩来下不来台，见周恩来的直言程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于是就表示道：“周副主席，四战区掌握的地下组织的人员情况，要比被抓的多出十倍都不止，这些人我希望新四军能主动撤走或停止活动。对之前被关押的人，我们可以全部送到四战区以外交给新四军，但是从八月一号以后再有被发现继续活动的，我恐怕就不方便再插手处理了，毕竟我也要考虑四战区人员的态度，并且不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插手四战区的借口。至于其他方面，如果新四军能改变做法，我会很快一一放开并给与更多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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